埃及

儘管地區局勢緊張，投資仍支撐經濟成長

儘管中東衝突造成連鎖反應，預計2026-2027財政年度（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的經濟增長仍將保持強勁。 儘管來自海灣國家的資本流入有所放緩，外國私人投資仍將繼續成為經濟活動的主要驅動力。此一下滑趨勢應能部分被中國日益增強的參與度所抵銷，特別是透過2026年6月續簽的埃及與中國貨幣互換協議（相當於45億美元）。 這些投資主要流向蘇伊士運河經濟區，支持紡織、化工、汽車製造及電子等製造業的發展。外資亦瞄準礦業、能源及旅遊基礎設施領域。 2026年6月，埃及清償了欠國際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的欠款，該筆欠款在2024年曾高達61億美元，從而消除了振興天然氣產業的一大障礙。鑑於國內天然氣產量持續下降而消費量卻不斷上升，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里程碑。 與此同時， 預定於2028年開始運轉的埃爾達巴（El-Dabaa）核電廠（300億美元）將逐步投入營運，加上再生能源（太陽能與風能）產能的擴增，應能降低該國對天然氣的依賴——自2024年起，為滿足電力需求，埃及的天然氣進口量便持續增加。 阿聯酋和卡達的大型項目亦預期將支持私人投資、刺激建築活動並擴大旅遊接待能力。 由阿聯酋支持的拉斯·埃爾·赫克馬（Ras El-Hekma）項目已吸引350億美元投資，並有望在2050年前吸引高達1,500億美元的資金；而由卡達支持的阿拉姆·阿爾·魯姆（Alam Al-Roum）項目，估值則達300億美元。 在製造業發展以及埃及鎊貶值後競爭力提升的支撐下，出口多樣化與升級應能使淨出口對經濟增長作出正向貢獻。

私人消費是埃及經濟的主要驅動力，在2025年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超過90%。然而，預計將因通膨持續居高不下而受到抑制，這主要歸因於能源和食品價格的上漲。 逐步取消燃料補貼正加劇這些壓力。在此背景下，預計埃及中央銀行（CBE）將維持審慎的貨幣政策立場，並將進一步的貨幣寬鬆措施推遲至2026年底或2027年初。 儘管如此，家庭部門應能受惠於來自埃及僑民的大量匯款流入（佔2025/26財政年度GDP的10.1%）以及創紀錄的旅遊收入。 旅遊業佔國內就業人數近15%，加上最低工資的調升及豐收的農業產量，應能支撐家庭收入與消費。

儘管取得了顯著進展——尤其是引入了更靈活的匯率制度、實現了可觀的初級財政盈餘以及減少了外部失衡——但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商定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一項持續至2026年12月的80億美元「擴大基金設施」）的實施進度仍不均衡。 雖然財政和貨幣目標已大致達成，但旨在減少國家在經濟中的影響力並加速私有化的結構性改革，卻因政治和體制上的阻力而進展緩於預期。

儘管實施了財政整頓，但持續的再融資需求及外部脆弱性

自2022年起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支持下實施的財政整頓措施，使埃及得以連續數年維持可觀的基本盈餘（2025/26財政年度佔GDP的4.8%）。 然而，公共債務的高利息負擔（佔政府支出的56.6%及GDP的14.2%）持續對整體財政平衡造成沉重壓力，預計2026-2027財政年度將維持顯著赤字。 儘管如此，財政赤字應會略為收窄，這反映了重大公共項目（新城市、道路等）實施速度放緩、稅收增加（主要源於稅基擴大）以及埃及中央銀行（CBE）於2025年啟動的貨幣寬鬆週期所帶來的利息成本下降等因素共同作用。 由於中東衝突的影響導致燃料和電力自動定價機制的全面實施遭到延遲，龐大的補貼（佔GDP的3.4%）仍將持續存在，這將限制財政調整的空間。 此外，最低工資上調 15%（從 7,000 埃及鎊增至 8,000 埃及鎊）將機械性地推高政府的薪資支出（佔 GDP 的 3.2%）。

預計埃及將繼續透過以本幣計價的國內借款來融資其大部分財政赤字，以限制其面臨的匯率風險。這部分債務約佔公共債務總存量的75%，主要由短期工具組成，在利率仍處於高位的環境下，需要透過商業銀行頻繁進行再融資。 埃及中央銀行（CBE）持續密切管理銀行業的流動性，間接促進國內銀行吸收主權債券發行。此機制強化了國家、中央銀行與銀行業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同時也加劇了對私營部門信貸的擠出效應。 為降低再融資風險，當局已推行旨在延長債務期限的策略，儘管迄今成效有限，而總融資需求卻異常高企（截至2026年6月約佔GDP的40%）。 為支持此目標，政府計劃將私有化所得的50%用於減債，包括透過特定沿海資產的貨幣化，同時藉由更倚重伊斯蘭債券（sukuk）發行及零售債券來多元化其投資者基礎。 在外部融資方面，埃及繼續傾向於向多邊及雙邊夥伴尋求優惠及半優惠借款，同時作為其更廣泛多元化策略的一部分，擴大日圓和人民幣計價債券的發行規模。 加上持續的初級盈餘，這些措施應有助於使2026-2027財政年度的公共債務對GDP比率走上下降軌道。

儘管自2022至2024年間經歷嚴峻的國際收支壓力以來已取得進展，但預計埃及在2026/27財政年度的外匯帳戶仍將維持脆弱態勢，並呈現持續的經常帳戶赤字。 這反映出貿易逆差規模雖持續龐大（儘管正逐步收窄），但仍與國內製造業基礎薄弱，以及液化天然氣（LNG）和食品的持續進口有關。 與此同時，蘇伊士運河的收入仍低於危機前的水平（在2025-2026財政年度佔GDP的0.9%）。鑑於區域局勢持續動盪——包括中東衝突及胡塞武裝在紅海的襲擊——運河航運量的逐步復甦仍存在不確定性。 這些弱點應能部分被埃及僑民的穩健匯款流入、強勁的旅遊收入以及製造業出口的持續增長所抵銷。與此同時，透過「貨物預先資訊系統」（ACI）對進口進行更嚴格的監控，已改善了對進口流量的管控。 經常帳赤字預計仍將主要由外國直接投資、受高實質利率吸引的證券投資流入，以及來自多邊和雙邊發展夥伴的撥款來填補。然而，鑒於埃及龐大的外部融資需求，該國仍易受投資者情緒逆轉及區域動盪所引發的經濟後果影響。 此外，外匯儲備的改善——其規模於2026年6月達到創紀錄的570億美元——應謹慎解讀。這部分增長的很大一部分可歸因於埃及黃金儲備價值的升值，而非外部流動性從根本上的增強。

動盪的區域環境中的穩定政權

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總統於2023年12月在一場充斥舞弊的選舉後，成功連任第三任（理論上也是最後一任）總統，預計將至少執政至2030年。 然而，在安全機構持續支持下，進一步的憲法修正案很可能使他得以競選第四個任期。由於政治自由受到嚴格限制，該政權的正當性主要源於維持經濟穩定及在海外展現外交影響力。 政府將需要繼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推動的改革要求，與國家行為體（尤其是軍方）的利益之間取得平衡，而軍方在經濟中的影響力依然相當龐大。 在生活成本危機持續、通膨居高不下以及補貼逐步削減的背景下，當局也將在維持社會凝聚力的同時，有選擇性地實施必要措施，以維持國際貸款方的信心。 然而，預計不確定性將持續至2026年12月之後，因為若未能續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計畫，很可能向投資者發出負面訊號。

在國際舞台上，預計埃及將繼續推行靈活的外交政策，不依附於正式的聯盟體系，以維護其戰略自主權。鑑於該國有能力吸引來自利益有時存在分歧、甚至直接對立的各方投資，這種做法顯得尤為合乎邏輯。 在此背景下，開羅決定不加入由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和土耳其於2026年8月組成的軍事聯盟「麥加協定」，可被解讀為傾向採取戰略不結盟立場。 與此同時，儘管加薩地區局勢緊張，埃及仍可能在維持與以色列的安全及能源合作之餘，繼續扮演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中的調解者角色。此外，與耶路撒冷斷絕關係將危及埃及與美國的關係——美國每年提供約13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其他挑戰則源自葉門胡塞叛軍在紅海、亞丁灣及針對沙烏地阿拉伯發動的襲擊，這些襲擊持續嚴重干擾蘇伊士運河的航運。 更廣泛而言，自2026年2月美國、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爆發衝突以來，該地區局勢一直極度動盪，其結果與長期後果尚不明朗。若敵對行動持續或升級，埃及面臨的經濟壓力可能會大幅增加，進而可能影響該國的經濟政策抉擇。 隨著2025年7月位於青尼羅河上的「埃塞俄比亞大復興大壩」（GERD）竣工，埃及與埃塞俄比亞之間的外交緊張局勢仍令人擔憂。 作為下游國家，埃及可能面臨供水中斷的問題。由於關於水資源分配協議的談判陷入僵局，開羅已加強與亞的斯亞貝巴的區域競爭對手——索馬里和厄立特里亞——的商業及軍事聯繫，以期鞏固其在非洲之角的戰略與外交地位。

最後更新日期：202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