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连续冲击非洲经济，负面影响明显。这些问题揭示并证实了非洲经济重大结构性问题，甚至导致问题恶化。负债过高和粮食危机及当地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是主要特征。
新冠疫情期间，商品价格暴跌、侨汇及旅游业崩溃都削弱了非洲经济增长。人员和商品流动不畅，以及运输系统混乱是导致经济衰退的主因。
俄乌冲突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粮食、石油和化肥供应中断，能源产品价格上涨，特别是在全球货币紧缩和美元升值的背景下，非洲国家财政状况备受冲击。大宗商品压力导致通胀加剧，成为粮食危机恶化的主因，甚至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
整个非洲大陆的预算和海外账户状况不容乐观
非洲大陆许多主要经济体的财政和海外账户脆弱，凸显当地增长模式弱点。对进口（粮食、能源、中间产品和设备）以及丰富和廉价融资的依赖，再加上财政收入过低，都在很大程度上令困难加剧。以过去十年领先非洲发展的国家为例，埃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甚至加纳现在正与经济危机斗争，而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这些国家薄弱的财政和外部账户余额。
俄乌冲突则触发大多数非洲经济体经常账户余额急剧恶化，特别是那些严重依赖商品进口的经济体。石油和基本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削弱有关国家的贸易条件。非洲多个币种贬值也刺激进口成本上涨。货币贬值加上利率上升加重外债偿还负担，特别是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只有少数几个商品出口国家/地区（安哥拉、南非、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等）财政状况相对较好，受益于价格上涨缓冲各种冲击。
债务过高情况接连出现
在非洲大陆，不可持续债务或高风险债务过高案例越来越多，甚至超过全球半数。危机凸显了非洲大陆财政资源的薄弱，迫使各国使用债务来偿付支出，因此增大了债务过高的风险。2020 年，31 个最大的非洲经济体的税收收入平均占 GDP 的 16%，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 33.5%或拉美国家的 21.9% 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危机导致经济活动收缩，进而限制预算收入，因此非洲各地政府不得不采取利好措施，给财政进一步加上沉重负担（补贴、减税）。
除了债务上升，为抗击通胀而抬升的利率造成债务成本增加。过去十年观测到的趋势表明，需偿还的海外公共债务增加与私人债权人份额上升有关，2009 年至 2019 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私人债权人份额从 29% 增加到 43%。非洲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发行量稳步增加，但国际资本市场利率远超多边债权机构或双边官方伙伴。
于是，经济环境严峻导致债台高筑，债务过高事件频发，甚至引发许多主权债务评级下调，一些政府无力偿还债务。尽管在疫情爆发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对非洲 36 国的债务可持续性展开研究，研究认为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处于债务过高或即将债务过高，但在疫情和战争的连续双重冲击下，债务过高比例达到了 100%。
经济困境加剧了社会、政治和安全问题
非洲大陆的许多经济体已出现并将继续面临经济增长的显著放缓。
例如，埃及在 2021-2022 财年的增长率预期从同比增长 6.6% 降至 2022-2023 财年的 3.5%，2023-2024 年预期降至 4.0%，低于疫情前的速度。
总体而言，非洲经济 2022 年增长率为 3.9%，而 2023 年可能降至 3.5%，应与同时期年人口增长率 2.6% 相对比看待。如此差距为非洲发展留下的回旋余地很小，而2019 年至 2020 年间有所舒缓。
除通胀冲击外，经济政策的收紧也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自 2020 年以来，利比里亚、突尼斯、摩洛哥、塞内加尔、南非和肯尼亚等地纷纷出现社会动荡。不满情绪掀起政治动荡，例如在几内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和苏丹发生政变。这不仅为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洲之角和西非的圣战行动提供沃土，甚至为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叛乱，以及尼日利亚等国的犯罪活动营造条件，这些问题给整个非洲大陆造成深远影响。